國際金融報
2025-05-01 09:55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使行為經濟學進入了公眾的視野。該獎項所表彰的實驗方法正是行為經濟學的傳統研究方法——盡管實驗方法對于其他經濟學者們來說是陌生的。實際上，行為經濟學在過去幾年經歷了一段好時光。在此以前，理查德·泰勒獲得了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于此前一年獲選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這一系列事件可以視作行為經濟學“登堂入室”的標志，它反映了主流經濟學者正在大幅度地吸收和接受行為經濟學。這是自從丹尼爾·卡尼曼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這一輪“牛市”所達到的頂點。如今，行為經濟學的諸多名詞（例如反常、偏向等）已經日益常見于主流經濟學文獻。甚至可以說，誰能夠把包括行為經濟學在內的諸多異端的元素“漂亮”地吸納到主流的框架之中，誰的文章就可能因為“創新”而受到推崇。
不過，行為經濟學其實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只“小綿羊”，它雖然淘氣，不聽話，經常發牢騷，但它從來沒有表現出試圖推翻主人的意向。這個基調在他的先驅者赫伯特·西蒙那里就已經被穩固地奠定了下來。西蒙明確地說，行為經濟學只是打算解釋和補充主流經濟學。例如，他的“滿意化”（亦即當事人不是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比較滿意而已）這個概念充斥著濃烈的綏靖主義氣味。倘若離開了它所抱怨的主流框架，這個概念將無法解釋，難以生存。
然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與行為經濟學其實幾乎分別處于兩個相互對立的極端之上。前者主要是理論性的，后者主要是經驗性的。前者強調人的理性，后者則強調“非理性”。后者通過大量的實證證據（包括實驗）來證明，前者的理論不夠“準確”。日復一日，大量經驗材料的堆積終于形成了某些規律和分類，于是，行為經濟學的“理論”（例如前景理論，心理賬戶理論，等等）產生了。
這些“理論”意味著什么呢？這要從“行為主義”這種方法的源頭說起。行為主義方法具有一個有趣的“欲擒故縱”的特點，就是先假設心理活動不存在，只觀察可見的行為，然后試圖按照主流理論來解釋觀察到的行為，解釋不通之后，進而得出“心理活動是獨立的存在”這樣一種結論。由此形成的行為主義理論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它所強調的心理傾向一定是反主流的（否則也就不必提出了）；二是，這些心理傾向必須被解釋為某種“固有的人性”，也就是運用其他因素解釋不了的東西，而不能是其他因素可以予以“合理地”解釋的。
這么一來，行為經濟學就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就事論事”的狀態，它逐一地羅列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特征，就好像一個櫥窗，用來展示和控訴主流理論的失敗。這項展覽的內容越豐富，場面也就越滑稽。而更為滑稽的是，被批評者現在采取了一種簡單的歡迎和接納的姿態，而自身卻并無什么實質性的改變。這種“接納”所造成的是一種混合物，貌合神離，同床異夢。其實這不是真正的接納和吸收。
大家滿足于這種“進步”，并對此進行炫耀和慶賀。似乎沒有人問“這么持續下去何日是個頭”、“未來應該怎么辦”這樣的問題。而對于圈外涌現的大量新的、謀求根本性改革的學說，舞臺上的人一概采取居高臨下、以我為主的態度，即：你必須按照我的邏輯和我所喜歡的方式來“批評”我，否則就予以拒絕。
這不是感受到經濟學的深重危機的人應有的態度，這種四平八穩的態度反而表明經濟學的危機并未被普遍地認識到——盡管眾多早起的鳥兒們早就已經飛出去很遠了。更有甚者，一些主流經濟學家采取了這樣的邏輯來為現狀進行辯護：凡是主流經濟學家關注、涉足和認可的，也就是主流經濟學關注、涉足和認可的；主流經濟學家走到哪里，就等于主流經濟學擴展到了哪里！
有沒有可能把這兩個方面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呢？是否存在某種統一的理論可以同時解釋主流經濟學與（包括行為經濟學在內的）諸多異端經濟學所分別解釋的那些現象呢？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筆者要強調的是，這個問題需要在經濟學界明確地、響亮地提出來。即使這個問題暫時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它的提出本身就是進步。這才是真正的進步。
然而，依筆者之見，這個問題如今已經得到了答案。這個答案就是：需要一個正確的、適當的有限理性理論（參閱拙作《算法經濟理論：經濟學的認知革命及其大綜合》，經濟日報出版社，2019.5），即可實現藥到病除。
長期以來，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實是在不知道人類思維如何進行的條件下進行發展的。雖然有部分學者認識到理性是有限的，但并不確知思維的結構、過程、狀態和特征具體是怎樣的。這方面的知識短缺不是枝節性、技術性的，而是連最基本的框架理論也沒有（例如說明究竟是什么在加工信息，以及如何加工）。大量的理論問題實際上都是因為這個基礎理論的欠缺而造成的后果。具體到行為經濟學，其所強調的種種“非理性”特征實際上是思維在時間、空間等約束條件下迫不得已采取的“理性行為”。這些“理性行為”中雖然存在著某些共通的基本元素，但在品種和數量上絕不是可以逐一羅列的。這些“理性行為”降低了計算的復雜度，以便迅速得出決策。主流理論所展示的計算固然夠“漂亮”，可是當事人是無法在真實世界中予以全面落實的。當事人只能根據具體情況時而表現出理性的一面，時而又表現出“非理性”，其實它們都是對同一種邏輯進行靈活運用的結果。這個道理的確切表達雖然需要借助于計算機原理，但它實際上并不復雜。
行為主義的觀察的、經驗的和實驗的方法是重要的，但這種方法的重要性本身也需要納入統一的理論框架進行說明。這就是，有限理性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理論推斷的模糊性和局限性，這時候，理論方法就需要自然地轉換到經驗觀察的方法，以便弄清楚細節，進而用經驗材料來反哺理論。所以，真正適當的理論方法不僅不排斥經驗，而且自身即可指示經驗的意義。這也就是主流的理論方法導致其與經驗相割裂的奧秘所在。
